毛主席的称谓从1931年诞生至今仍是国民的爱称，他的丰功伟绩是无人所替代的，毛主席是不可以被中华民族所遗忘。毛泽东思想将会一代又一代源远流长在中华大地上，他的精神讲会永远定格在民族之心上（郝文武抒写）。
以下是转载：
前言
1981年，关于“怎样对待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”的问题上，众说纷纭，争议颇多。为此中央专门开了一场会议，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。
性情耿直的开国大将黄克诚，当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。
后来他的讲话被汇总成文字，交到胡乔木那里进行润色，谁知胡乔木将其中对毛主席的称谓，改为了毛泽东同志。
这一做法，遭到黄克诚的反对：
“修改毛主席称谓一事，我感情上无法接受！”
一、山林中的共和国，“毛主席”的新称谓
在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，因为担任职务的变化，曾有过许多称谓，比如“毛委员”、“毛党代表”、“毛政委”等。
但大家对他最亲切、最普遍的称呼，还是“毛主席”。
毛主席之所以被这样称呼，还得从1931年说起。
这一年，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县的叶坪村，举办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（简称“一苏大会”）。
从天南地北各苏区赶来的会议代表，总共有600名多。
因国民党的围剿和江西中央苏区草创的缘故，这次大会的条件十分简陋，但中央苏区对“一苏大会”的举办，十分重视。
为了筹备这次阅兵，中央苏区在叶坪村开辟了一片树林，修建一处能容纳上万人的阅兵台。
同时，还找来泥瓦匠将当地谢家祠堂装饰一番，设为会场。
在设置会场时，有人担心，会不会中途遭人破坏。毛主席乐观笑道：
“那我们故技重施，和他们玩玩，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，骗一骗蒋光头。”
于是，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长汀县，中央苏区又同样设了个假会场，来转移国民党的注意。
在大会召开前，关于谁来主持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，曾在党内引起一番讨论。
有一部分人提议，由当时党内最高领导人向忠发担任，向忠发是1928年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。
在他们看来，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，由党内最高领导人担任合情合理。
但也有人认为，向忠发长期呆在上海，没有参与中央苏区的建设，并不合适。
经历激烈讨论后，大家一致同意由创建并领导中央苏区的毛泽东，担任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阅兵典礼结束之后，突然有几架国民党的飞机出现，扔下几枚炸弹后，又朝着福建长汀的方向飞去。
毛主席看着有些紧张的众人，神态自若的笑道：
“国民党知道我们今天成立苏维埃，特派飞机给我们助兴来了。”
大家看主席这样，原本紧绷的气氛顿时舒缓开来。
大会开始后，任弼时走上主席台，高声喊道：
“现在，我们请毛主席上台讲话！”
部分代表对这个新称呼还有些疑惑，不知道叫的是谁。
直到毛主席走上台前，大家的目光聚焦，才明白原来说的是“毛委员”。
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喊着“毛主席”。
“毛主席”这一称谓，从此被人们熟知，他领导的革命队伍，将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篇章。
1959年4月，刘少奇被选举为国家主席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，但仍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、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，因此，大家仍称他为“毛主席”。
哪怕经历岁月变迁，“毛主席”依旧永垂不朽，这是人民对他的怀念。
对于许多人来说，“毛主席”有着深刻意义和内涵。
黄克诚就是在毛主席的影响下，踏上革命之路，也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，性情耿直的他，才能没有被埋没。
“毛主席”这三个字，对他来说，代表的太多。
二、毛主席思想明灯，逆境中坚守信仰
1902年，黄克诚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从小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，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，黄克诚心中自有一股韧劲。
1922年夏天，黄克诚考上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。
在这风起云涌时代里，列强入侵、军阀混战、盗匪横行、天灾人祸……
一桩桩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，即使有辛亥革命涌起的巨浪，也没有改变这4万万同胞的悲惨处境。
从新文化运动的呐喊，到五四风雷激荡，救国救世的思潮涌动，学校成为培育民主革命思想的温巢。
在学校学习的黄克诚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有热血救国之心，但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，实在让人眼花缭乱。
该走哪一条路，让青年黄克诚陷入迷茫。
也是在这一年，毛主席来到衡阳宣传革命思想。
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黄克诚，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。
当时，毛主席受邀到湖南三师讲课。
在湖南主持农民运动的他，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将中国农民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，生动通俗地讲述了共产党的救国理论。
农民出身的黄克诚，被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。
对他提出的农民运动，以及“工农联盟”、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观点深表赞同。
黄克诚因此不再迷茫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萌芽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毛主席的这一次讲课，可谓是与黄克诚有着师生之情。
在这之后，黄克诚开始利用业余时间，获取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进步书籍，他逐渐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概念。
随着认知的深入，他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。
1925年，黄克诚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追寻着毛主席的脚步，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
后来他形容过当时的心情：
“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像换了一个人。此时，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。”
1926年，他投身到国民革命军，参与北伐战争。
谁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事业，在1927年夏天戛然而止。
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掀起反革命政变，大量共产党人惨遭屠戮，全国上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。
当时的报纸上，天天登载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的消息，以及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。
为了安全，黄克诚先后辗转汉阳、武昌、汉口、长沙、衡阳等地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原本与黄克诚一起共事的同志，死的死、逃的逃，他也因此与党组织断了联系。
在那样的局势下，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难如登天。
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回到老家永兴，意外的是，他在那里联系到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。
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，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，黄克诚显得非常高兴。
1928年底，他们在永兴组织农民武装起义，可不到半年就失败了。
黄克诚因在其中担任重要职位，被国民党悬赏捕杀，他不得不重新踏上逃亡之路。
这段逃亡的岁月，是他一生中最窘迫和惨淡的经历。
当时他跑到上海，但上海经济萧条，失业者众多，他找不到工作，身上又没钱，只能厚着脸皮找以前的同乡和好友接济。
但世态炎凉之下，他遭到了不少冷脸，以至于经常在大街上瞎逛，希望能遇见熟悉的同志。
偶然一次，黄克诚听说有以前北伐军的同事住在上海法租界，就想着去找他寻求帮助。
老同事见了黄克诚，直言不讳的告诉他：
“只要你改变信仰，我就可以给你谋个差事，这不比你每天东躲西藏来的好？理想信仰虽好，毕竟不能当饭吃。”
但黄克诚当即回绝：
“不必了，我的信仰绝不会改变。”
只要放弃信仰，就能升官发财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无疑极具诱惑力。
但黄克诚在窘迫的逃亡路上，毫不犹豫地拒绝，他始终坚守信仰，保持对党的忠诚。
当然，黄克诚的朋友中也有重情重义的。
在他走投无路时，北伐好友，当时在国军当旅长的凌兆尧，给他寄来20块银元，帮他渡过最困难的关头。
1929年，在曾希圣的帮助下，黄克诚终于和党组织联系上，次年，回到红军队伍中。
回到组织后，黄克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，甚至因多次跟组织“唱反调”，而丢掉乌纱帽，严重时还危及到生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