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为文物制作“身份证”——一位文物登编员的日常 李焕之编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管弦乐总谱 作者供图 【文博新语】 我是一位文物登编员，我的日常工作就是为新征集来的文物制作“身份证”。具体而言，是给文物一个藏品号，起个名字，描写它的外貌，选好它的类别、材质，填写年代、尺寸等信息，最后打印出文物卡片，这件文物就成了博物馆的新成员啦！ 一、接收：严谨与期待 征集人员在移交文物前，会在藏品系统里把将要移交的文物信息提交过来，经审核后再分配给具体的登编人员。我运气很好，被分配到负责登编新中国杰出音乐家李焕之的作品。我虽然知道他是有名的音乐家，但并不熟悉他有什么作品。带着这份求知欲，我急切地检索查证，惊喜地发现陪伴我度过无数个童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《春节序曲》，还有我小学时经常唱的《社会主义好》《东方红》，都是他的作品。他还曾参与作曲歌剧《白毛女》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的曲谱、手稿真迹了。 征集人员把李焕之的曲谱、手稿送来，终于让我“一睹真容”。要问我与文物“第一次接触”是什么感觉？答案是难以抑制的兴奋。但文物登编工作是严谨的，我一件一件地查验，确保与单据上的名称和数量完全一致，才能签字接收。 二、研究：登编前的准备 面对着泛黄、破碎的纸稿，我小心翼翼地翻着。登编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定名，为了不把这些重要文物的名字写错，在进行正式登编前，我要从头到尾仔细研读，最后才能给它“起名”。有些信件、手稿还要查找更多资料，才能明白它的“中心思想”。例如李焕之一件名为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的手稿，经过查阅，得知他曾将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改编成女声合唱曲，而这个手稿相当于改编本的一个“说明词”。按照文物登编的惯例，这种手稿都定名为“某某撰写的某手稿”，因此这个手稿最后被定名为“李焕之撰写的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说明手稿”。相似的还有被定名为“李焕之撰写的《我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的前前后后》手稿”。而李焕之为歌曲《社会主义好》写的说明，因为这首歌是李焕之自己作曲，不是改编，所以定名为“李焕之作曲的《社会主义好》说明手稿”。 曲谱基本可定名为“李焕之创作的某曲谱”，例如“李焕之创作的《红旗的歌》曲谱”。有些不是他创作的，而是“编配”，例如“李焕之编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管弦乐总谱”。定完名后，就可以正式填写信息了。 三、登编：马虎不得 文物登编相当于给文物制作“身份证”，哪怕是一个字的错误，都可能会影响一件文物的“一生”。这批文物的数量共13件，我便领取了13个藏品号。接下来就是在藏品系统里填写文物信息，包括其名称、藏品号、类别、年代、尺寸、材质、现状等。这批文物基本是20世纪中后叶的，所以文物类别是历史类；尺寸方面也不能有半点儿马虎，我会仔细测量每件曲谱、手稿，有的甚至精确到毫米；年代则按照征集人员提供的填写；材质就是纸质。这批文物残损严重，我反复查看，保证不疏漏任何状况，最后写下现状为“有污迹、折痕、霉斑、破口、残缺、脱页等”。 每件文物的藏品号都不同，相当于文物的身份证号。这批文物最麻烦的就是藏品号。按照文物登编的要求，一本书册如果没有掉页，就给一个藏品号；如果有掉页，掉一页就是两个藏品分号，掉两页就是三个分号，以此类推。李焕之的曲谱，有的一册中24张纸全部脱页，就要有24个分号。 如果说定名需要一定的研究能力，那么，登编录入信息时就要做到一丝不苟。 四、卡片：文物的身份证 登编完所有文物信息后，就要给文物打印卡片了。卡片上包括文物照片、藏品号、名称、年代、尺寸、材质、现状、入馆时间等信息，这和身份证上的照片、身份证号、姓名、出生日期异曲同工。不同的是，身份证有有效期，而文物卡片基本伴随文物终生。登编完成后，文物卡片要和文物一起进入库房。 登编是文物征集入馆后的第一道工序，对我来说，刚接收的文物就像一个刚出生的“孩子”，我把它们梳妆打扮、确认身份后，送到收藏之处。它们在经历被展览、研究后，逐渐“长大成人”，有的甚至成了博物馆的“明星”。看着展厅中自己登编过的文物，我为它们“茁壮成长”感到骄傲。 （作者：杨程斌，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）（杨程斌）
